然民可与乐成,难于虑始,非断而行之,不足以有为矣。

这些以何为耻或不以何为耻的情况显示，耻的情感或耻感是觉得自己应该比自己所是者或自己所做者更好。这样的耻可能还达不到孟子所说的人之必不可无之耻。

而愧之能与惭合成我们熟悉的惭愧，也显示着二者之意义的相近。我即会因此而首先反躬自问，看看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竟会让他人这样对我。但行己有耻乃是根据何者为耻的标准来约束自己不做自己会以之为耻的人或事。这些道理和原则既非自然存在，亦非人为给定。因此，面对他人，面对他的目光，我之羞是必然的，因为我总会觉得因为没有为他人做对做好和做够而无颜面对他人。

根据孟子，他的发明应该就是归反虆梩而掩之，即取了工具来掩埋他们。（参见《滕文公下》）齐人的一妻一妾在发现丈夫在外乞讨祭祀剩余酒饭归来后却夸耀自己所结交者皆富贵之时，她们因为丈夫的行为而共同哭泣。但是可能会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南宋学者在李觏讲学故地新建盱江书院,或者是在李觏首建盱江书院的原址上复建。

李觏不赞成有这样一个无为的本体性义理,他坚持将全释人事的人文精神贯彻到底。他的门下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重要学人,他们均是宋学的重要开创者。李觏以功利主义为思想基础,并不同意将人心道德看作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而是肯定国家财用等经济基础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况此经变动无常,学者不能知所准的。

显然,君主参与生产与流通的治理,并不是为了增加君主个人的财富,仍然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富裕。其迹殊,其所以为心一也。

但是,李觏作为范仲淹的门人,一直得到范氏的赏识,故一直受到范氏的推举。觏窃观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载。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圣人之所以作,贤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诸侯之所以治其国,卿大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无一物而不以礼也。

李觏不仅强调君主要高超的政治智慧,还要有果决意志和决心。其实,李觏研究的天地、人事之变的常道、常理,均是与天下大势、国家命运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最早记载盱江书院的文献是宋末元初《爱日斋丛抄》,作者指出,宋代早有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石鼓诸书院影响很大,厥后,诸儒过化之地,或先贤之乡,莫不建立书院,表其旧传,与三书院并著。仁是内圣之道的核心和根本,兼有义、礼、智、信诸德,也包括忠、恕、孝、悌、慈等具体德目。

一种是官学系统的讲学。但是,李觏又能够突破王弼易学的局限,发展出宋学的义理易学。

李觏一直将易学对吉凶悔吝的忧患意识,导向家国天下的政治弊端与经世问题。李觏在《易论第十三》中说: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

恭俭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战国时期孟子讲仁政,故主性善论;荀子将礼治,故主性恶论。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然郑义获伸,故《周官》遂行。广事兄之义,而为乡饮酒之礼。李觏义理易学包含的经世智慧、新政决策,体现出宋学外王之道的建构。

愚者人所贱也,求所以多知,然后为之学礼。上有慈亲享甘旨,下有子弟森庭除。

李觏认为王弼易学仍然有错误,他说:复为《易》者,三圣之所以教人,因时动静,而终之以德义,《五经》特是为深矣。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

李觏认为一切形而上的性命之理,最终必须通过革新政令的制民之法节民以礼的制度才能够充分实现。他明确说:包牺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

这样,李觏的义理易学既与深受老庄影响的王弼易学区别开来,也与道学派洛学的理一分殊形成鲜明的差别。非古聪明睿智,谁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童子人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后为之冠礼。有曰我明其象,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

而事或有变,势或有异,以常待之,其可乎?曰:常者,道之纪也。李觏坚持儒家易学必须彰显国家治理的万事之理,即如李觏所说: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

这既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也是宋学精神的一个重要面向。用善不复疑,去恶不复悔,令一出而不反,事一行而不改,此其贞也。

他于景祐四年(1037)进京考试落第,曾经去鄱阳拜访、问学范仲淹,受到范仲淹的器重,后推荐他在润州讲学。但是,在李觏本人以及他弟子留下的文献中,均不能够找到他创办盱江书院的原始资料记载。

北宋时期发生了庆历新政、熙宁新政两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这两次新政的目标均是指向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处令之初,未能服令,故进退也,则宜用武威以整齐之,乃能成命也。在这里,李觏表面上谈的均是易义,但是其实际内容却均是北宋革新政令的经世智慧和政治功利。这应该是李觏义理易学的重要学术贡献。

六四曰: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李觏坚持一种功利主义的政治理念,认定国家首要的政治目标应该是富国强兵,但是要解决富国强兵首先会涉及政治制度问题。

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在他倡导的一系列功利主义思想中,其最为突出的部分是在富国强兵方面。

倡立盱江书院,讲明正学,训迪生徒,学者称为泰伯先生。正因为礼如此重要,不难理解李觏为何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致力于礼学的研究,将礼经学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希望以《周礼》为蓝本而建构宋代礼法政治制度。